問津書院因時而新
作者：瑜伽場地李爽 趙連穩
來源：《學習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四月三旬日乙丑
耶穌2020年5教學場地月22日
在清代的天津書院中，問津書院是創辦最早、辦學時間最長、建筑規模最年夜的書院，以名師薈萃、開風氣之先而聞名，人們將其和杭州的詁經精舍、廣州的學海堂與廣雅書院、保定的蓮池書院等有名書院相提并論，奠基了其在清代特別是晚清教導界的主要位置，是天津教導史上頗具特點的書院。
問津書院位于天津城內鼓樓南，清朝乾隆十六年（1751），由時任長蘆鹽運使的盧見曾創辦，是天津城歷史最長久的一所共享會議室書院。盧見曾到天津上任后，便萌發興建書院的設法。這時，長蘆鹽商查為義對盧見曾說，他家有一處廢宅，位于長蘆鹽運使司衙門的共享空間東北角，愿意捐獻出來用于建造書院。于是，盧見曾在報請直隸總督方觀承同意后、召集眾商出資捐建，建成后的書院有講堂3間，直隸學政錢陳群為其題名為“學海”，前為年夜門，后為山長的書房，周圍被學舍所環繞，共計衡宇60多間，其規模在天津書院中屈聚會場地指可數。書院建成后，盧見曾將其定名為“問津”，取瑜伽教室“汛海問津”之意，鼓勵生徒們在知識的陸地里，揚帆起航，根究知識。
講授經世之學
問津書院自創建之日起，就講授經世致用之學，并在光緒年間專門設立了學海堂，較早開設了經古課。清末，天津成為南方最年夜的互市港口和洋務運動的重鎮，書院講學又增添了時務和西學內容。
問津書院講授經世致用之學，這和該院山長（書院院教學長）的思惟親密相關。問津書院第二任山長姚范，長1對1教學于考據，但又瑜伽教室重視傳統理學。他認為漢學、宋學兩者都有可取之處，亦均有偏頗，應取其所長，是以問津書院講學內容以經古課程為主，又兼有傳統理學。
問津書院經古課程的內容重要為經義和史論，前者會議室出租是對儒家經典的釋義，后者是評述史事和人物，別的還有詩古文詞。蓮池書院山長黃彭年的兒子黃國瑾擔任問津書院山長時，借鑒蓮池書院的做法，模仿廣州學海堂的章程，制訂規條，交流完美問津書院經古課。在講座場地他前后的山長如張佩綸、李慈銘，均倡導“以經義、史論及詩古文詞課士”。
有個故事頗能說明問津書院的講學內容。清制，翰林院庶吉人學習期滿后，經考試優等者，授以翰林院正式職官，名為留館。光緒十年（1884），被后人譽為“南開之舞蹈場地父”小樹屋的嚴修，為了留館考試，向張佩綸請教若何備考。張佩綸告訴他，考據之學雖通經，但缺乏乃至共享會議室用，經學因以小學進手，故小學不成不講。讀史則以“前四史”為要，若能讀過共享空間《資治通鑒》、個人空間四史、《明史》，則為“斐然博雅之人”。這則故事反應了張佩綸的教導思惟，實際上也是問津書院的講學內容。
匯聚名儒講學
清代眾多有名學者如吳聯珠、姚范、金文淳、廉兆綸、李嘉端、張佩綸、黃國瑾、李慈銘、汪寶樹、葉昌熾等文明名家，均曾主講于問津書院，他們的為人為學薪火相傳，留下了良多佳話。
李嘉端，號鐵梅，道光九年（1829）二甲第三名，學問年夜、人品好，人呼“小樹屋鐵年夜人”。瑜伽場地自同治九年（1870）被學生李鴻章聘請為山長后，至光緒六年（1880）往世，掌管問津書院十年。他講課極為認真，有人勸他不用太過專心，他說，“講席之位，風氣所關，若敷衍了事，必致貽誤眾生”，臨終前夜，“猶對客談文，客往后書日記數行，遂無疾而逝”。
張佩綸，字幼樵，同治十年（1871）進士，清正廉潔，為人個人空間正派。光緒七年（1881），擔任問津書院山長，嚴修成為他的門生，在問津書院課業，翌年，嚴修中舉，第三年景進士。嚴修后來對人說，我能有明天的長進，沒有老師的“督責之力不及此”。光緒八年（1882）冬，張佩綸給李鴻章寫信，推薦本身的密友、翰林院編修黃國瑾接任山長一職。自光緒九年（1883）開始，張佩綸便不再共享會議室就職了，但他在居住天津的多年間，依然和問津書院生徒常有來往。
李慈銘，字愛伯，光緒六年（1880）進士，學識淵博，為帝師翁同龢重視，是和王闿運、俞樾等碩儒齊名的書院山長。他兢兢業業，對學生的課業盡職盡責，在他撰寫的《越縵堂日記》有這樣的記載，“閱經古卷閉……為卷卷細評，稍可取者改潤之，余亦多加勾乙”，“鎮日評改問津諸生課卷，近年心力疲于此矣”。李慈銘修改生徒課卷非常專心，是以贏得了眾多生舞蹈場地徒的愛戴。
轉變士人風氣
天津的近代化進程中，離不開世風的進化，世風的進化離不開士人風氣的轉變，而書院教導就對私密空間士人風氣的轉變起到了主要感化，史載：瑜伽教室“光緒以來，文風日盛，得書院觀摩之力居多。”在問津書院開設經古課之前，天津書院“晨夕講求者，功令文字罷了”，經古課設立后，一些書院也隨后跟進，如稽古書院，其課程仿問津，專課經古。而李鴻章為客籍後輩而設的集賢書院，也講授經古課程，使天津的教導在必定水平上摒棄了陳腔濫調文，倡導經世之風。從必定意義上說，在晚清天津成長為南方近代化水平較高城市的過程中，包含問津書院在內的書院確實功不成沒。
到了清末，問津書院又接收西學知識、將西學納進考課內容，于是培養出許多“淵懿博雅之材”，如嚴修、陳驤、陶喆甡、楊鳳藻、林墨青、王春瀛、高凌雯、陳寶泉等眾多教導人才，正如天津知府馬繩武所說，天津“數十年來，科第之勝，甲于他邦，大略得力于書院居多”。問津書院培養的良多人才成為了清末平易近初時期天津學界的主要人物，對新學在天津地區的傳播起到了主要推動感化。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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